隆国强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须培育新动能0攻牙机

隆国强：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须培育新动能

培育新动能要处理好市场和政府关系

●二战结束后至今，只有13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无一例外地在不同发展阶段实现了新旧动能转换接续。对中国来说，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顺利进入高收入阶段，必须要培育新动能。

●培育新动能更多地要靠创新，这就需要有一套真正能够激励、引导、保护创新的体制机制。改革不是局部的，而是系统的，我们要分清轻重缓急，把对创新最直观的、最直接的、最重要的体制改革放在前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23日在“国研智库·新旧动能转换泉城论坛2017”上表示，要深刻理解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战略意义，牢牢把握好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等重要战略机遇，处理好前沿技术创新和传统产业升级、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市场和政府作用等三方面关系。

培育新动能

是把握和引领新常态的要求

隆国强认为，新旧动能转换既是一个实践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无论从落实中央的新发展理念和战略部署，还是实现发展阶段的跨越，培育新动能，顺利地实现新旧动能转换都是一件影响全局的大事。

首先，培育新动能，实现新旧动能的转换，是把握和引领新常态的要求。经过30多年高速增长，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这不是一个短期的周期性变化，是一个阶段性变化。新常态是我们认识和理解现阶段中国经济的一个大逻辑。认识、把握、引领新常态，最关键在于引领。引领新常态，本质上就是要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总书记在多个场合讲过新常态的三个基本特点：一是速度换挡，一是结构升级，一是动能转换。动能转换就提到传统的动能随着国内发展形势的变化在衰竭，需要寻找、培育新动能，才能真正引领新常态。所以要从引领新常态的高度认识培育新动能这项工作的重大意义。

其次，培育新动能也是落实新发展理念的要求。在总结人类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我国发展的经验教训基础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之新在于它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它不是只强调其中的某一点，是要真正把这五大理念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且在实践中加以落实。要落实新发展理念必须要有新的动能，过去我们靠大量的资源投入，环境的高成本和社会成本驱动经济取得高增长，这是不可持续的。新发展理念就是针对过去的旧动能提出要培育新动能，所以新动能要体现新发展理念的要求。

最后，培育新动能是中国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内在要求。经过这些年的努力，我国从低收入国家变成上中等收入国家，正在迈向高收入国家。很多人认为，从人均收入8000多美元跨过人均1.2万美元的门槛进入高收入阶段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如果看一看其他国家发展的历史，情况就不那么简单。世界银行曾经做过一个评估，二战结束后有110多个经济体都先后从低收入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但是经过这么多年，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的只有13个经济体。也就是说，只有10%左右的经济体顺利实现跨越。那些没有实现跨越的国家原因不同，比如，政治动荡、国内经济发展战略失误、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等等。实现跨越的经济体无一例外地在不同发展阶段实现了新旧动能转换接续。对中国来说，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顺利进入高收入阶段，必须要培育新动能。

培育新动能

要牢牢地把握好战略性机遇

隆国强指出，在工作中，“谋定而后动，顺势而为”可以事半功倍，顺势而为就是准确判断，同时能够把握住一些战略性机遇。对中国来说，实现新旧动能转换面临很多战略性机遇。

第一，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蕴含着巨大机遇。新一轮技术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已经深刻地影响到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各种新产品、新服务、新商业模式层出不穷。现在都在说智慧城市、大数据、云计算，还有人在讨论人工智能会把人类社会引向何方。这里面虽然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可以确定的是，在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很多新技术、新服务、新产品、新模式将大量涌现，这里面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机遇。我们如果把握好这次机遇，它就会成为引领发展的新动能，如果把握不好，就会落伍，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会越来越大。虽然中国在历史上领先了2000多年，但是在工业革命时代却落伍了。从洋务运动开始，我们一直在追赶先进国家，补工业化的课。虽然现在还不敢说已经完成了补课的过程，但是我们要把握好这一轮新技术革命，它不仅是在原有的轨道上弯道超车，更是换道。全球格局的变化从根本上说在于哪些国家能够把握住重大的技术革命、产业革命带来的机会，异军突起。

第二，从我们自身来看，在需求侧和供给侧，对于培育新动能都有很多机遇。从需求侧来看，本土的大市场是培育新动能的宝贵优势，也是重大机遇。高速铁路、高速列车就是以市场换技术的成功典范。今天的发展，从引进、消化、吸收到再创新，本土大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技术创新、品牌培育等也需要靠规模来分摊，一个大市场就可以分摊研发成本，品牌培育成本。所以转型升级新内容，大市场的优势一定要高度重视。

中国正处在消费结构快速转型升级的时候，为很多新产品、新服务，提供了新的需求。中国巨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为新的产品、新的服务提供了需求支撑，无论是技术的创新还是商业模式的创新。另外，我们正处在绿色转型发展的过程中，绿色发展新模式本身是一个发展的新动能，会带动节能环保的新技术。

从供给侧来看，我们培育新动能也有很多优势，也有许多机遇。尤其是充足的人力资源。我国每年毕业的大学生达700多万，其中有将近300万的理工科学生，培育新动能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关键靠研发和人力资源。过去我们在全球竞争主要依靠低成本蓝领工人，随着发展，我国劳动力人均工资水平明显提高，从发展的成果角度来说，这是好事，因为发展的目标就是让全国人民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改善人民福祉。但是，从参与全球竞争角度来说，传统的依赖低成本劳动力的竞争优势在弱化，那我们靠什么来参与全球竞争，形成新的国际竞争力？那就是依靠发展技术密集型产品和服务，形成新的国际竞争力。我们有人力资源的优势，有产业配套的优势。虽然现有的产业配套和发展水平不是非常高，但是，这种齐全的产业配套是支撑我国产业进一步升级的重要优势。处在这样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培育新动能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实现这个目标，实现新旧动能转换面临巨大机遇，有着切实的、坚实的基础。

培育新动能

需要处理好三方面关系

隆国强认为，培育新动能是个非常复杂、系统的工作，要做多方面的设计、探索。其中有三个关系，非常重要，需要处理好。

一要处理好前沿技术创新和传统产业升级的关系。讲到新动能，很多人高度重视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航天技术等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大量的视野盯住前沿技术的创新，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还要看到，大量的存量的传统产业占整个经济存量的90%甚至更高。所以，我们的眼光既要盯住前沿技术的创新，同时一定要盯住传统产业如何能够加速转型升级，这也是一个培育新动能的过程。一方面在原有的车道上奋起追赶，另一方面用好新的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能，这都是新动能的内涵。

二要处理好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以往，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是泾渭分明的两件事情，但是在以新技术革命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推动下，二者越来越难区分。很多新技术革命同时蕴含着商业模式的创新。比如，马云的淘宝和阿里巴巴，不是简单地把大市场搬到网上去，里面有很多技术的创新和商业模式的创新。支付宝就是一个重要的创新，交易双方把钱放在支付宝里面，完成交易，你满意了告诉我，我再把钱给他，消除了彼此之间的不信任感。现在消费者在完成消费后还可以给商家打分，做出评价，给后来的消费者做参考。以前年轻消费者购物主要看品牌，现在更关注评价，而商家也特别在乎评价。这里面就有很多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年研究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转型发展的时候提出了一个“2+2”战略，什么是“2+2”？两大战略，一个是前沿技术创新，一个是传统技术转型升级。另外的“2”是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把它们有机结合起来。

三要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本质上来说，这是一种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最近经济学家们在网上讨论特别热烈的产业政策，背后深层次的就是政府的作用到底该有多大，政府该怎么发挥作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

在培育新动能的时候要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政府不是替代市场去发挥作用，政府需要从理念、监管方式、手段等方面做出很多的调整和改变。从理念上来说，中国的新经济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很重要的是政府秉持了包容、创新的理念。很多新模式的出现和原有的监管法律法规是矛盾的，比如滴滴和互联网金融。我们让它先发展，在发展的基础上规范引导，而不是僵硬地认为这种创新和现有的监管法律是矛盾的，所以不让你做，这样会大大抑制创新的热情。政府的理念既要依法行政，也要包容创新。要推进培育新动能，从根本上来说，还需要体制机制的改革。过去，我们通过改革开放形成了一套强有力的动员资源，投入大量生产要素，快速追赶的模式，背后其实是一种体制的支持。今天，培育新动能更多地要靠创新，这就需要有一套真正能够激励、引导、保护创新的体制机制。改革不是局部的，而是系统的，我们要分清轻重缓急，把对创新最直观的、最直接的、最重要的体制改革放在前面。

各国政府在支持创新方面的做法也不一样。日本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是一个追赶型经济体，它的政府和企业之间形成了一套以产业政策为手段，非常有效的体制机制，实现了快速追赶。但是，当它走到技术前沿的时候，比如说十几年前传统的电视迈向高清电视的时候，通产省找了五家大企业，政府出50%的研发资金，五大企业各出10%资金来共同研发大清晰度电视，而且成功了。但是，当这个产品刚刚投向市场的时候，没想到数字技术革命带来了数字化。日本起了一个大早赶了一个晚集。这告诉我们，当我们处于那些追赶领域，先行者已经走过去了，技术进步的路径、目标很清晰的时候，政府的追赶体制是有效的。但是在另外一些领域，比如前沿技术创新，没有人知道最后哪个技术会成功，这就要靠实践，靠市场来选择。美国在过去100多年处于技术领先地位，美国的创新体制依靠的是创业的企业家、技术人员，创业企业，风险投资，资本市场形成了一套创新的体制。孰优孰劣？我们要看到这个国家处在不同的地位，面临不同技术领域的创新。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我们一方面有大量传统产业面临转型升级的艰巨任务，日本、“亚洲四小龙”的很多成功做法依然可以借鉴。但是，当我们面临前沿技术创新的时候，那套做法是不行的，必须通过资本市场建立一套新的体制机制来激励和支持创新创业，这背后其实都需要政府的力量。资本市场的建设，法律法规的培育都需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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